[摘要] 美国退出QE对中国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主要在资本流动性上，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回流。个位数的国内经济增长不像以前那么有吸引力，海外 的快速增长将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记者：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新的增长引擎，您如何看？
朱海斌：中国未来5到10年增长率有多高，取决于生产率提高有多快，而这主要靠创新。
劳动力、 、劳动生产率是观察一个国家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指标。劳动力方面，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劳动力人口增速下滑，正在由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赤字，对GDP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 方面，虽然整体 在GDP比重下滑，但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需求使得中国在 方面尚有空间，但是， 效率低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如果GDP要达到预期目标，就主要靠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这就涉及技术创新。要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技术升级必须向中 领域延伸。
就具体的增长机会而言，我们看到两个差异给中国带来的机会，即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前者对应的国家战略是新型城镇化，后者对应的国家战略是发展中西部。
目前，沿海地区的GDP是人均1万美元，中西部约为5000美元，前者在中等收入国家的上线，后者正好处在下线。沿海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提高生产率，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而中西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沿海地区的产业能否顺利地转移到中西部。后者也恰恰是中国相对日本、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有利的因素。当日本和韩国人均GDP到1万美元之后，很多国内产业不得不迁移到国外。而对目前的中国经济来说，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是很强的推手。
从国际比较来看，拉美国家由于在技术创新 终走到瓶颈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在技术创新方面产生质的飞跃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则避免了此悲剧。
互联网金融 面临三个难题
记者：您如何看待未来新媒体、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朱海斌：我认为，未来由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消费模式的改变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互联网金融可能会快速增长，但是“互联网金融带来革命”很可能是个伪命题。
互联网金融在大数据方面是个很大的 ，但必须解决三个难题：
，法律方面的障碍，法律禁止非法集资，这是互联网金融绕不过去的一个门槛。互联网金融如果要正常发展就必须走到吸收公众存款的这一步，如果走不到，发展空间也会有限，不会成为市场的主导。
第二，退一步讲，如果它可以在某种安排下吸收金融存款，那么，针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四大监管指标也一定要对它们适用，如资本金、流动性、存贷比等。在同样监管的前提下，互联网公司能否适应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互联网企业将大数据与金融业务相结合需要有创新突破，因为许多互联网数据目前尚无法直接用于解决金融业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记者：除了技术创新，您认为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中国还有哪些可以开展的举措？
朱海斌：我认为，未来，除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政府应加快退出步伐，让权放利给市场和民营资本。举例来说，设立民资银行在金融领域提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得以真正的实施。不是说一定是私营经济形式会更有效，但 经验证明，在市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私营确实比国营更有效。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在中国近几年一直在反复，国家在经济中发挥在作用总是在发生变化。我认为， 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政府的主观意愿。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各个部门的利益动机不一样， 后可能唯有通过市场倒逼，一些破除垄断的改革才能开展。
·人物简介·
朱海斌于2011年9月加入摩根大通，任摩根大通银行中国 经济学家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
此前，朱海斌于2001~2011年任职于国际清算银行，先后担任经济学家和 经济学家。研究方向专注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传导，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中国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研究成果发表于许多专业学术期刊和国际清算银行的各类刊物，并在房地产和金融学研究方面获得多项国际学术论文奖。
朱海斌于2001年获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博士 ，1996年获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硕士 ，1994年获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学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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